金陵大学在全面抗战初期从南京迁至成都,成为中国教会大学整体内迁最早、最直接的高校,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由于金陵大学特殊的"中外双重"治理结构,使得学校的内迁决策更显复杂,呈现出中国政府、西方差会、外籍校董与校方多边力量的博弈,其中国民政府的政策对金陵大学内迁决策起了关键作用;因战时环境致使差会和校董会对金大迁校决策影响力降低,基本属于事后追认;在这一过程中,校方行政领导层握有很大主动权。金陵大学与国家教育政策更为紧密的联系,进一步加深了金陵大学"本土化"的程度。